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“良心”的吴敬琏先生，年逾八旬依旧为中国改革而“常怀千岁忧”。从2001年怒斥中国股市“连规范的赌场都不如”，到2010年警告中国股市正处于“强盗贵族时代”，再到近年来成为呼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旗手，从“吴市场”到“吴法治”，他总是点中中国经济的痛处。

最近吴敬琏再次撰文警示：一旦进入政府主导路径，既得利益者必然推动向权贵资本主义蜕变。而一旦路径被锁定，“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”，否则很难退出。

的确，对于人口众多、结构复杂的中国而言，稳定具有特殊的重要性。然而，“大禹治水”的历史智慧告诉我们：追求稳定，不能靠“维稳”。维稳或许可以实现短期的稳定，但是可能为今后更大的不稳定埋下隐患。

“维稳”和“改革”，都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方法，但二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与后果。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，维稳的收益在短期，风险在未来；改革的风险在当下，收益的实现却可能在远期。由于风险与收益的分配存在“跨期”稳定，维稳容易成为具有诱惑力的选择。我们应做出何种选择？这显然取决于对局势的判断。

在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二之际，我们也步入了社会矛盾多发期：一，在以资源和要素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下，环境透支已逼近临界点。压力之下，大连PX项目被勒令搬迁、海宁晶科能源控股因为污染被勒令停产。鉴于环境污染的广泛性，类似的群体性事件仍将不断出现。

二，在基尼系数达到与美国接近的0.5的同时，腐败问题日趋严重，引发公众严重不满。由于官员权力太大而又得不到制约，腐败也呈高端化发展趋势。

三，由于政府“有形之手”频频介入经济活动，在司法独立未能健全的情况下，导致了越来越多的“公权力”与“私权利”之间的冲突，尤以征地和房屋拆迁为甚。在选择性执法和弹性执法驱使下，出现了严重的上访现象，以及作为应对的地方政府“拦截上访产业”。

改革压力之大可想而知。“十二五规划”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，中共中央提出加强“社会管理”，都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压力的存在。2009年温家宝总理在剑桥大学演讲时指出：“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•斯密在《道德情操论》中指出：“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，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，而且是有风险的，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。”这句话在当下愈加显出意义。

改革不仅是必要的，眼下也是改革的“窗口期”。不仅公众的改革诉求空前高涨，改革的条件也更加成熟：大型银行凤凰涅盘，从30%多的不良资产率到如今的丰厚利润，利率市场化改革时机已经成熟；主要央企都已经IPO，盈利能力空前，2010年仅“两桶油”的利润就已经超过民企500强总和，进一步推进央企体制改革、打破垄断条件成熟；随着创业板的推出，民营企业成为上市主体，证券市场扶持国企改革功能已失去必要性，废除IPO审批制时机成熟；2011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1%，今年预计突破10万亿大关，以优厚财力去弥补社会保障缺口、加强医疗、教育领域投入，条件成熟；通过减税“返利于民”条件成熟……

究改革实质，在于政府体制改革，即政府应合理地“有所为有所不为”，退出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和参与，减少审批权，转向以公共服务职能为主的“小政府”，成为市场经济中“看不见的手”。推进改革，当然会遇到既得利益的巨大阻力。要政府放弃权力，就像高西庆先生所言“需要灵魂深处的革命”。

眼下中国改革处于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：一方面，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力求推动“半统制、半市场”的经济体制，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蜕变；另一方面，极“左”力量竭力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，推销其路线，把中国引向另一条歧路。邓小平曾说，“中国要警惕右,但主要是防止左”，这是非常有预见性的判断。

蜿蜒在历史三峡的中国经济，能否冲破既得利益和极左势力的双重干扰，奔向法治市场经济的大河，有赖于我们以巨大的勇气推进改革。

正如吴敬琏先生忧心告诫的：目前大众普遍对政府对于防止事态恶化措施不力啧有烦言，甚至将其形容为“下定决心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”。从当前事态看，批评政府和要求政府有更多作为是完全有理由的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谈到经济转型时曾说，“功成不必在我任期”。对于政治改革，决策者也应有这样的胸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