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几乎每一次影响商业经济的周期性危机期间,总会有人站出来说“还是马克思说的对。”几年前,人们曾看到尼古拉•萨科齐(Nicolas Sarkozy)颇有几分卖弄地攥着一本《资本论》(Das Kapital),而最近几周,包括鲁里埃尔•鲁比尼(Nouriel Roubini)和乔治•马格纳斯(George Magnus)在内的金融大师们,也都曾撰文提及这位共产主义思想家。而当经济复苏时,这种声音就会消失,下次再发生经济衰退时又会再次出现。这种声音第一个错误之处在于,它其实跟卡尔•马克思(Karl Marx)没有多大关系。我记得有一位在其他方面都十分聪慧的专业女性,在被问及为什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时答道:“我厌倦了我父亲的朋友们。”
让马克思不胜其烦的不仅有谄媚者,也有那些将他与斯大林的独裁统治、甚至毛泽东政权混为一谈的批评者们。马克思生于1818年、卒于1883年,用他死后几十年人们所犯下的罪行责备马克思,当然十分荒唐。这位伟人的确曾亲口说过:“有一点可以肯定,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。”许多严肃的分析人士都曾撰文探讨过马克思此言究竟是什么意思,或者应该是什么意思。我不是其中的一员,我在这里选取此言有着很强的选择性,因为对于马克思我既不曾妖魔化,也未曾崇拜过。
马克思最初让我感兴趣的一点是,他对黑暗时代(Dark Ages)之后的历史划分——封建主义、资本主义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。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,有点儿像英国工党(Labour Party)旧党章第四款(Clause IV)中构想的某种极端形式,所有生产资料、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。而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,也与其后来的含义没有任何关系。它本来指的是一个乌托邦,在这里一个短暂的工作日便能提供整个社会所需,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“上午狩猎、下午捕鱼、晚上讨论哲学”。正是这种社会的愿景,让许多本来可能逃离马克思主义阵营的理想主义者们留了下来。
我发觉这种愿景比英国历史学家的典型观点更为有趣,他们研究的主题只是一件事跟着另一个事件。不过马克思主义的版本也存在很多问题。资本主义是否始自15世纪意大利的诸共和国?在欧洲一些地区,工业革命到19世纪开始后很久才真正开始,资本主义在那里是不是迟迟没有出现?而俄国在尚未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之时,马克思在那里就有了数量惊人的信徒,这又该如何解释?马克思晚年时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,他曾经对俄国能否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抱有疑问。
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指什么?基本上是在说,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出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扩大,而贫穷的沦为无产阶级的人民却无力购买。近20年前,苏联体制瓦解之后,这个理论似乎就过时了。然而随着财富和收入集中度的上升,人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一理论。实际上,国际货币基金组织(IMF)一位前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姆•瑞占(Raghuram Rajan)就曾指出,最近的信贷体系崩溃的部分原因在于,真实工资水平增长停滞,从而鼓励人们举债。
然而,即使这种分析是正确的,解决手段也是错误的。财富再分配的理由关乎道德。如果资本主义唯一的错误之处在于群众购买力不足,那么解决办法肯定是米尔顿•弗里德曼(Milton Friedman)所设想的用直升机撒钱。就此而言,我们不太需要一场政治变革,而是需要一场思想变革,也就是说要抛弃对于预算平衡的笃信。
正如A•J•P•泰勒(AJP Taylor)在他为企鹅版《共产党宣言》(The Communist Manifesto)撰写的序言中所暗示的那样,马克思主义是德语世界的一大特征。其最有趣的发展出自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鲁道夫•希法亭(Rudolf Hilferding)之手,他的长期贡献在于其著作《金融资本论》(Das Finanzkapital)。他在书中提醒读者注意一个险恶的新特点:工业卡特尔化的背后,银行家和金融家的崛起。可是他没有预见到大量人造货币跨越国界快速流动的更大重要性,各国中央银行正在绞尽脑汁地想要重启全球经济,此时提出这个问题肯定恰逢其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