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连云，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，长期致力于中国区域经济研究，尤其对京津冀区域发展有深入研究。曾主编《京津冀——正在崛起的中国经济第三极》，发表过《环京津贫困带的现状与发展战略研究》、《京津高端发展背景下河北省各市主导产业的战略选择》等文章。

环京津遭遇“灯下黑”

《21世纪》：京津冀的话题一直颇受关注，在河北提出环首都绿色经济圈之前人们一直在谈首都经济圈，但是北京方面对此并不热心且推进比较慢，是不是河北省急于要发展环首都地区？

杨连云：这得从头开始说，京津冀研讨二十几年了，北京、河北的区域经济发展都经过了几次大的研讨。

上世纪80年代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邢崇智提出“山海坝”，因为河北有太行山，有渤海，有坝上草原。当时经过很多次论证，最后认为这并没有充分反映河北的区域经济特点，只是一个地理概念。河北是有渤海、太行山和坝上，但还有大平原没提，而且这个地理概念到底应该怎么和区域经济结合起来，“山海坝”这三个字没有充分反映。

随后1990年代程维高担任河北省委书记，提出的一个概念比较合理，就是“两环开放带动战略”。“两环”就是环渤海、环京津，环渤海就是面向海洋开放，环京津就是对京津开放，到现在看来也不过时。

但是这个战略前十几年只是在理论上，实际上没有操作。因为环渤海不能光有海水，应该还有大码头、远洋航线，大进大出才能发展起来。如果只能发展养殖业、旅游业，开放就没有意义。当时河北没有大的对外码头，更没有远洋航线，唯一的大码头是秦皇岛港，但当时是交通部直属，还没有下放河北省管，且功能比较单一，就是运煤，除了带来污染外其它收益都没有。

所以环渤海对外开放没有拉动起来，直到1998年秦皇岛港下放归河北省管以后，当地改造建立杂货码头和集装箱码头，这才建立起到日本、韩国、东南亚的远洋航线。之后曹妃甸港和黄骅港陆续建立起来，现在这两个港口已经有相当规模了，到今年年底河北省这三个港口的吞吐能力就能达到5亿吨，这在全国相当不错了。

环渤海这才真正有意义了，有了大进大出的码头就能建工业园区、科技园区，因为来料加工比较方便，吸引了很多投资，所以三个港口城市的临港工业就发展起来了。没有港口就没有临港工业，有了港口这三个城市现在临港工业发展势头非常好。国内外大批投资过来后，曹妃甸等开发区域就可以筛选了，不是什么项目都能进来，高科技的、无污染的才可以。

环京津也有一个发展过程。2004年以前，除了供应农副产品外河北与京津的合作很少。因为从区域经济学上来看，这两个城市是处在聚集阶段，吸收了河北的人才、资金、项目，河北人对此有点耿耿于怀，叫“大树底下不长草”、“灯下黑”，也就是虹吸效应。河北与北京、天津处在同一个区域，但是没法和京津竞争，所以人才、资金、项目都让京津吸跑了，河北的发展落后了。

有些专家说河北靠着京津发展怎么还这么落后，我认为正因为河北靠着京津才发展落后。比如一个跨国公司来投资，考察过后当然会首先投资北京、天津，不会投资河北。什么时候京津到了扩散辐射阶段，河北才能发展起来。

京津冀利益博弈困局

《21世纪》：北京提出CBD东扩和南城计划，是不是意味着已经开始向外辐射扩散？

杨连云：环京津到什么时候开始辐射？天津到现在还在增长，现在天津发展滨海新区，向东发展，有两千多平方公里的滩涂，发展工业的潜力很大。北京受城区面积的限制，而且一半是山区，平原的土地越来越紧张，什么时候开始扩散的，就是奥运会之后。

环京津真正有效益是2004年以后，北京开始往外扩散辐射，这样河北跟北京合作才开始有积极性。以前都是空的，总是报纸刊物上、会议上讨论，真正项目上合作很少。后来国家提出2+7京津冀都市圈战略，北京、天津加上河北的保定、廊坊、唐山、秦皇岛、承德、张家口和石家庄。

《21世纪》：这个方案后来怎么没再提？

杨连云：本来国家发改委要在“十一五”拿出都市圈发展规划，结果到“十一五”末也没能拿出来，到现在也就不提了。为什么呢？还是有阻力，阻力在功能和项目的分配上。北京、天津、河北各自的功能定位是什么，搞哪些项目，这牵涉到利益问题。所以一到项目就有分歧了，说深了这是国家财政体制和行政区划造成的问题。

我去欧洲考察过多次，得出一个结论，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阻力大于欧盟国与国之间的合作。人家欧洲的总理不管企业，你爱办哪就办哪，中国就不行，北京市要是迁出一个厂得市委常委会、市政府常务办公会研究通过，市长签字后才能迁走，这就是中国特色。

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财税体制改革后分灶吃饭，谁的税源多谁就留成多，这是把双刃剑。一方面调动了地方官员抓项目、招商引资的积极性，从省里到市、县的领导招商引资的积极性空前高涨。这不仅是为了政绩抓GDP，也为了财政收入，因为没有财政收入工资、奖金发不了，什么事都办不成，国家不给保证，就只能拼命抓财源。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。北京和天津的矛盾为什么这么大，就是因为这个。北京因为没有港口而耿耿于怀，进出口走天津港处处受制，人家经常卡它，现在和唐山曹妃甸搞了个京唐港，想走这个小港口，不再经过天津。

《21世纪》：天津怎么卡北京？

杨连云：你着急人家不着急，给你压货，另外摊上各种费用。而本市的货进来赶紧卸，出去赶紧装，你北京来的就候着吧，人家三天就走了，你半个月也走不了，货半个月走不了你能不着急？

这种财税体制还有一个要害的问题——省长、市长也参与竞争，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，是政府经济。政府怎么能参与市场竞争呢？本地的项目拦着不让走，外地的项目拼命拉过来，市长去参与市场竞争，这叫市场经济吗？这不乱套了。

所以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难点就在这里，不光京津冀是恶性竞争，北京市内各区也是恶性竞争。北京社科院一位专家跟我聊，感叹北京西站成了千古遗憾，本来往西可以挨着地铁，现在这位置离地铁两站地，不远不近，不能直接上地铁，只有公交车和小汽车，乘客上下车闹得西站堵成一片。

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局面？就是因为当时宣武区、丰台区、海淀区三家都争，最后北京市政府拿了个折中方案，把北京西站放在三家交界的地方，商业服务区三个区都能沾上。我从石家庄到北京开会，过来火车挺快两个小时就到，要去北五环从西站过去花了三个小时，不能坐地铁，只能搭公交，打车照样也堵。

市场的主体不是市长

《21世纪》：您刚提到的区域之间的恶性竞争，其实很多专家也都这么认为，地方政府一旦成为利益主体，自然也就会为各种要素进行争夺。

杨连云：这就是政府经济，如果没有这样的财税体制，厂子爱办哪都行，税收和市长没关系。国外就是这样，公共财政取之于全民用之于全民，是全国性的，不能说上海财政收入多自己就花得多，是国家统一分配的。

拿公务员工资来说，北京市一个处长比河北省一个厅长挣得还多，就因为北京财政收入多，既然都是国家公务员，待遇就应该一样。我曾经问过一位德国专家，你们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公务员工资差多少，他觉得这问题很奇怪，公务员都是国家统一待遇，不然都为地方利益不就乱套了。

有一次在会上，一位专家慷慨激昂，说市委书记、市长保护假冒伪劣产品就应该开除公职。我反问道，他们保护假冒伪劣产品原因是什么，难道市委书记、市长都不知道这么做是错的，肯定知道，那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卖假酒的厂子是一个市的税源，关了就没了税源，到时甭说奖金，连工资都发不上，这就是财税体制的问题。这个问题不解决，从根上杜绝假冒伪劣是不可能的事。

现在人们说“中央财政宽宽敞敞，省级财政紧紧张张，市级财政寅吃卯粮，县级财政哭爹喊娘。”现在全国地方债7万亿，中央债10万亿。像张家口搞“三年大变样”，城市建设比原来美多了，但是3年间花了1000亿，相当于张家口10年的财政收入，不发工资、不办公10年才能还完，这不就是“寅吃卯粮”？

中央财政拿了全国的一半，越往下越穷，这合理吗？这弊端太明显了，虽然调动了地方抓项目的积极性，但是带来了多少恶果。什么时候市长不担心财政，只是搞好医疗、卫生、教育就行了。市场的主体是企业家，不是市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