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作者简介]曾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，中信实业银行董事长、亚洲卫星公司董事长。中信公司副董事长。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(ABAC)2001年主席。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和招商银行董事长。博源基金会(Boyuan Foundation)理事长。

1987年12月23日代表中信兴业公司签署中信戴卡轮毂制造有限公司合资合同。

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，人们普遍认为，社会主义政府是穷人的救星，而自由市场则会危害社会。然而，60年代末被下放到内蒙古农村接受再教育时，我认识到，这种意识形态狂热掩盖了我们计划经济的内在缺陷。这正是我要讲述的中国故事的开端。

作为一名企业领导，我亲身经历了过去30年的改革，对中国必须应对的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。目前，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后期阶段——我们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讨论，与那些具备成熟市场体制的国家大不相同。

即使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里以年均10%的速度增长，我们的辩论仍围绕着以下问题：这样的成功是政府控制的结果，还是自由市场的作用？对这个关键性问题的回答，将决定中国的未来。中国将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自由市场改革，还是就此结束历时30年的转型？中国的经济问题和社会摩擦是源自于市场改革本身，还是改革进程中的瓶颈和倒退所致？中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，究竟是一种已实现目的的转型安排，还是一种应进一步深化的创新？

在解决经济问题的过程中，民主政府由于受到选民偏好和党派斗争的束缚，可能会牺牲效率、或是做出过度反应。现代民主体制和市场机制并不总是理想的搭档。然而，世上没有乌托邦，也不存在完美的体制。这些体制能否自我维系、并为社会所接受，关键在于它们能否避免犯重大错误、具备纠错机制，并做出相应的调整。

在历史上，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曾寻找过现代市场体制的替代模式。主要的两项试验是苏联时代的“列宁-斯大林模式”和“东亚模式”，前者是毛泽东时代中国计划经济的基础，而后者则以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的日本为代表，这种模式在日本和一些东亚国家创造了经济奇迹。

上世纪30年代，当西方经济体陷入“大萧条”之际，列宁-斯大林模式推动苏联经济迅速增长，在经济学家中间引发了热议。三、四十年后，日本模式引起了另一场热烈的辩论。然而，历史已经宣判了这两种模式的失败。前者是一种僵化的模式，以牺牲个人权利为代价，竭力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。后者则导致价格扭曲、资源错配和官商勾结。

现代民主和市场体制需要进一步改善，但它们仍然是可行的，而且人类迄今尚未找到更好的选择。

那么，这带给中国什么教训呢？中国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的进程，随后放弃了计划经济，转而采用了社会主义市场体制。这使中国经济得以避免崩溃并迅速增长。在转型的初期阶段，由于市场尚不发达，政府有必要发挥主导作用，因此产生了与东亚或日本模式类似的政府主导型体制。如今，这种政府主导型模式的使命已经完成，接下来我们应该摆脱特殊利益团体的掣肘，转变政府职能，进一步推进市场改革。

当前有两项任务必须完成。第一，政府必须把重点从发展经济，转向完善法治和提供公共服务。第二，经济体制必须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，政府则发挥监管的职能。

要实现上述目标，政府必须废除各类经济和市场活动的审批程序（有必要实施监管的行业除外）。必须停止干预市场价格和交易，逐步废除对土地、劳动力、能源、矿物以及资本价格（利率和汇率）的管制。政府必须改革垄断企业；对国有资产实施公平有效的私有化；改革税收制度，以全面落实改善社会福利的目标。此外，必须增加在社会保障、医疗、教育、住房和环境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开支。

经济危机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蔓延，使人们对自由市场的未来命运产生了怀疑。然而，中国的故事并不能成为反对自由市场制度的理由。相反，中国过去30年的成功，是由于实行市场改革的缘故。要继续前进，中国现在必须转变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，继续朝着建设自由市场体制的方向推进改革。这是一项未竞的使命。